引言

清朝时期，美国使团抵华后，中美之间的交涉具体有哪些？——美国使者顾盛抵华之后，在亲眼目睹美商已经享受如英商一样的五口通商权利之后，仍执意要求与清政府缔结条约。顾盛认为，美商目前所享受的这些通商权益不应“源于中国的恩典和英国的庇护。”他强调指出：“高傲的美利坚共和国应该有自己的条约。”顾盛不顾在华美商之阻挠，给两广总督程矞采发去照会，由此拉开了中美直接交涉的帷幕。

一、程矞采与顾盛的交涉

顾盛使团到来之时，祁已经卸任，新任两广总督为程矞采。对于美国使团的到来，程矞采甚为诧异。他当即诘问美国领事福士“阻止扎文”之事，而福士狡黠地以信件“并未寄到”予以搪塞。可见，程矞采对福士劝返使团曾深信不疑，并未做好使团来华的心理准备。

为了探询使团来华的真实目的，程矞采曾咨询过福士、伯驾等人，但他们始终以“进京朝见大皇帝，并无别情”敷衍以对。直到27日收到顾盛的照会之后，程矞采才猛然惊觉：美国有“仿照英夷，并欲驾其上”的侵略野心。

顾盛在照会中指出，使团来华的目的两个：其一，“会同中国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商议两国人民相交章程，并立定中华与本国永远公议和好各条约”，其二，“不日进京，将本国正统领玺书内开列各款重事，呈现大皇帝御览。”

程矞采在复文中首先劝告使团不可轻举妄动、擅自进京。他说：“查各国使臣赴中华晋京朝见大皇帝，均须在近边口外停候，俟各省大臣奏明请旨，分别准行与否，再取进止。若不待奏请，径以兵船驶往天津，殊与体制未协。”

其次，程矞采也阐述了美国与英国的不同之处，表明中方不愿意与美方缔结条约的缘由。程矞采认为，与英国签约实属无奈，因“构兵连年，始议和好，彼此未免猜疑”，“故立条约以坚其信”。

而“贵国自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商人之来粤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本属和好，何待条约？与英吉利之初与中国不和，后始两归于和，不能不坚定条约者，碍难并论。”程矞采还强调指出，现在清政府已经将通商章程“一律改定，税钞多有核减，规费全行革除”，美商已经享受与英商同等优待，希望美国不要“崇饰虚文。”

从程矞采的复文中，我们首先可以窥见清政府维持固有体制之决心。在清政府看来，皇帝是“君临万国”的天下共主，唯有朝贡国的使团才能赴京面圣，“中外之防，首重体制。”即使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政府依旧成功拒绝了英国进京缔约的要求。

因此，对于美国进京的要求，清政府自然严词以拒：“西洋向来不通朝贡，断无准令来京之理。”同时，我们亦可以知晓清政府此时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的条约意识和国际交往的观念，依旧抵触与他国建立通商条约关系。

从清政府有限的条约实践来看，其所缔结的条约确实都是为了解决国家间重大争执或结束战祸。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主要是为了解决领土纷争，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为了结束战争。

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虽后世誉为是“各国立约通商典范，开中外议定商约先例”，但在当时的清政府眼中不过是中国管理外商及对外贸易“新定章程”而已。清政府一直认为条约是“要盟”、是两国濒临决裂的“权宜之策”，两国友好则尽可“大信不约”。中美两国“本属和好”并且中国已经制定了新的通商章程，自然也没有必要签约。程矞采的驳斥之词不能消退美国缔约通商的决心。

因为自立国之日起，美国的条约实践就比中国要丰富得多。独立后的美国不仅签订了如《巴黎条约》、《根特和约》等大量政治性条约，还“为了维护与拓展商业”积极与“欧洲国家交涉与订约。”也就是说，美国自独立之日起便接受了西方国家缔约通商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美国外交官的一大主要关切，向来就是促进贸易。在《根特和约》签订后的45年中，他们以平均每年一项的速度缔结商业协定。”

对于政治条约与通商条约之区别，美国有着清晰的界限。美国不仅要求缔约通商，还要将通商条约的理念深刻地根治于中国，即韦伯斯特训令所标榜的那样，应“引导中国的交往朝着接受管理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国际关系的原则更前进一步。”

为了尽快达成缔约目标，顾盛坚持北上，提出海路不行，他愿意走陆路。由于攸关中国体制，程矞采更为坚决的予以驳斥。他说：“陆路北上，绝不可行”，“不同意有签订条约的必要，因为贸易已经进行很久，而且未订条约贸易也很顺利。”

程矞采的回复令顾盛大失所望。他叫嚣着：“不与各等官员商论，只与贵国钦差商酌。”他甚至派出舰队直驶黄埔威胁道：“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接）外国使臣，即是藐视其国，是直与人以出师之名矣。”他提醒巡抚，美国“不打算长此羁留在广州，只等季候风转向，北上的顺风季节完全过去。”在其武力恐吓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妥协，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再次南下，与美国进行交涉。

三、耆英与顾盛的交涉

1844年5月31耆英抵达广州后，立刻照会顾盛，表示：“他将直接前往澳门与之会晤。”耆英之所以如此积极的与顾盛展开交涉，是因为他深切意识到广州的情势已经今非昔比。

首先，美国使团代表顾盛已经烦不可耐，不仅口出狂言“使华人再尝战祸”，还公然驾驶军舰闯入黄埔。他甚至狡黠地宣称：“贸易章程，无关紧要，为另有数款国家密事，必须在京都定酌”。其次，法国已经有“巡船一只在九洲抛泊”，而且据情报“间续有巡船数只，约两个月可到，并有使臣前来中国，欲与美利坚使臣同往天津朝见大皇帝”的计划。

此外，联系到与英国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时英国执意载入的“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条款，耆英不免不寒而栗。他说：“英吉利于善后条内添出之语，又系明知美利坚有进京之请，预为地步，且安知其非互相勾串，先由美利坚巧为尝试？”

总而言之，耆英此时已经笃定：美国即将联合法国一起进京朝觐，而进京之请显然是受英国怂恿，并且美国进京的决心非常坚定，连“贸易章程”也无关紧要。

因此，当务之急应赶在法国使团抵华前设法让美国放弃北上的念头，以免各国相互勾结，相率效尤。由于不谙外情，耆英自然无从知晓缔约通商才是美国政府志在必得的硬任务、进京谒见皇帝不过使团尽力而为的软指标。韦伯斯特在给顾盛的训令中是这样写的：“如果实际可行，当然希望你能够达到北京并进宫谒见皇帝本人。”

可见，美国政府深知这一目标的难度，对顾盛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规定。顾盛来华后之所以颠倒主次、虚张声势，是因为他在澳门居住期间早已和传教士、领事、英国外交官璞鼎查多方接触，逐步谙识与中国交涉之道。早在1843年10月7日，福士便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强烈反对外国使节前往北京，但是他觉得美国必须坚持这一点要求。”

他认为，清政府“为规避这样做的一切必要，所有国家在广州将被给予比他们北京去能够得到的更好条件。”璞鼎查不仅将《虎门条约》文本提供给顾盛，还“将与中国谈判的经验告之”。正是在这些人的建议之下，顾盛才咬定“北上”不放松的。

顾盛的做法显然达到了应有的效果。清廷再次委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并授以全权，便已经蕴含着与美缔约之意。而耆英在赴粤任上之时便已经决定：极力“剀切开劝”美国，使它“入我范围”、不再“坚请北驶”，“此外如有请求，另行会商妥办。”

结语

总而言之，这说明，在谈判之前耆英基本上放弃了数月前务必“消除美国觊觎之心”的坚决态度，做好了以“通商章程”换“定制”的心理准备。只不过，令耆英大跌眼镜的是，素来恭顺的美国竟然狮子大张口，提出了与新章全然不同的通商要求。